梁先生对此没有什么意见，一切让林先生做主，但是林先生并没有拿定主意。

周南也不心急，等到林先生想要离开瑞士的时候，他会再让她给自己家里设计一套中国园林，这件事肯定又能拖慢她回国的时间。

在半岛的南端，主宅东侧有两座小型山脉，两个小型山脉之间，是一个不大的山谷。半岛顶端像一个狗头，那个山谷就是张开的嘴巴位置。

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湖水倒灌了进来十几米，形成了一个低洼地。周南最开始就想过在那里修建一座园林，只是没有列入计划。

现在有了这个一流的设计师，周南当然不会放过。不过，为了拖慢她回国的脚步，周南现在并没有提，等到她要回去的时候再说也不晚。

十月一日，周南来到了伯尔尼，参加每周的例行会议。在会议的闲暇时间，周南提出了瑞士和南华在教育，金融，工业，农业方面的全面合作建议。

瑞士各界对跟南华的合作也很有兴趣，只是现在南华还没有建国，所以这一切，都要等到以后再谈。

晚上回到了家以后，周南没有写书，而是开始整理明天要上的课程。

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界岭，应该就是从马克斯的《资本论》开始的。

《资本论》从第一篇——商品（货币）跃身为货币（商品）过程，说明资本发生的前史。

第二篇——从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，说明资本发生的转化史。

第三至六篇——剩余价值生产过程，说明资本发生的正在进行史。

最后第七篇——资本积累过程，说明资本发生的整体运动史。

资本（历史）发生学提炼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原则，使《资本论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的系统逻辑学。

该特殊逻辑旨在统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，高度凸显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论。

但是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马克斯并没有能指出来，那就是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之间的互动作用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是著名的方法派，或者说是一个理论家。如何把理论跟实际联系起来，让政治为经济服务，让经济为政治奠基，他没有办法。

在理论上，周南不认为自己能超过马克斯，所以他主要借用了马克斯的理论框架，然后又加上了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理论。

在西斯蒙第之前，亚当斯密，李嘉图，萨伊都算是自由经济的代表。他们的理论在工业革命之初，的确对经济有大的促进，但是当经济规模变大以后，他们的许多理论就不合时宜了。

西斯蒙第是第一个和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的经济学家。他认为，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灾难，私人利益的自由发展经常损害公共利益。他要求依靠国家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，以代替经济自由主义。

马克斯实际上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，才有了他后来的理论巨著。

有了后世的经验，周南很清楚自由经济对社会的伤害有多大。哪怕西方社会逐渐加强政府在经济环节的调解作用，但是金融危机，经济危机，仍然一次次地循环来临。

所以，周南是混合型经济政策的支持者，他赞成在经济环节有一定的自由度，但是绝对要加强政府在经济环节的管理作用。

但是，如何掌握这里面的平衡，绝不是他这个理论家能做到的。

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九十年代的改革，国企一家家的倒闭，因为他们的体制已经完全不适应市场。

但是完全的放开市场，只会造就一个个蛀虫，国家用了十几年，才算是把这一块的经济趋势扭转过来。

像周南这样的理论家，他懂得大的趋势，知道经济规则。

他知道政府不仅应该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能，还应该把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行业也控制起来，抓大放小，才是最合适的政策。

因为只有这样，政府才有更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，也能爆发更大的发展潜力。

但是他不了解具体的市场行情，不会处理人际关系，不会协调经济运转环节的磨合，那他永远就只能当一个理论家。

教书育人，其实是最适合周南的职位。只是因为他的某方面能力太突出了，所以现在才成为各国政府重视的对象。

整理完了明天要讲的课，他听见旁边书房里林先生正在跟奥黛丽讲着一道数学题。奥黛丽问的仔细，林先生也不厌其烦，跟她细致地讲着。

跟赫姆斯特拉夫人和卡洛琳这两个妈妈比起来，奥黛丽显然跟林先生相处的更好，更和谐。

这种生活，真的很好。